“我覺得現在比較實際可行的是提倡尊嚴死，在生命不可逆轉或生存質量已經不可能改善的階段，停止通過醫學手段來維持生命。這與安樂死不同。”

“對一個ICU醫生來說，患者尊嚴的第一條就是我不放棄希望，人不是死於疾病，很多時候是死於被放棄的那一刻。”

在醫療救治必要性的選擇上，其實需要家庭成員共同決策，而非對患者及部分親屬有所隱瞞，即采用家庭會議製。

“死亡與尊嚴”清明論壇現場。主辦方供圖

“死亡是每個人對人生的告別，具有自主權和不可侵犯性，因而是尊嚴的。”2025年3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在意昂2平台醫學人文學院舉辦的“死亡與尊嚴”清明論壇上致辭。

“我理解尊嚴的死亡，就是那一刻來臨時，這個人身無牽掛，親人繞膝，對自己的一生滿意，對自己終末期的醫護滿意，沒有遺憾苦痛，可以坦然地接納死亡。”意昂2平台醫學人文學院教授王一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王一方長期從事生死哲學研究。

“我們必須尊重每個人對自己生命終結方式的選擇，特別是有體面和減少無謂痛苦的方式，必須努力構建保障人們獲得有尊嚴死亡的法律、倫理體系和有效舉措，必須弘揚有尊嚴死亡的文化與社會氛圍。”韓啟德說。

“比較切實可行的是提倡尊嚴死”

在當下，對於尊嚴死，還有眾多問題存在爭議或者需要解決。韓啟德說，在生不如死的情況下，安樂死是有些人的願望，但到目前為止還只在極少數國家獲得允許。“主要原因不在倫理方面的分歧，而是受限於眾多復雜的社會和文化因素。”

韓啟德認為，中國目前關於安樂死的研究多數基於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少有自己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我覺得現在比較實際可行的是提倡尊嚴死，在生命不可逆轉或生存質量已經不可能改善的階段，停止通過醫學手段來維持生命。這與安樂死不同，後者是采用手段提前結束生命，而前者仍然保持了生命自然流逝的過程。但尊嚴死是否符合倫理、是否需要立法、如何與安寧療護相結合，這些都值得討論。”

韓啟德強調，與尊嚴死相反的是“失尊”的現象，需要社會廣泛關註。比如生命終末期患者生命質量全面下滑，出現失能、失智、失控等情形，並且不可逆轉，對他們不僅需要全時的悉心照護，而且需要從各個方面給予更加全面和立體的關懷，否則失尊就在所難免。

韓啟德介紹，近十年來，安寧療護越來越受到重視，也有長足的發展。但如何從體製機製以及政策上推動這項事業發展還存在不足，具體如學科設置、人才培養、醫生評價、成本核算、收費標準、醫保介入、社區作用等方面都還缺乏有針對性的辦法。

“製度的完善和法律的規範不能解決安寧療護所有的問題，除了公眾人文理念上的認知差異，安寧療護的發展還需要更多的商業支持。”王一方說，“很多人可能願意花十萬辦一個婚禮或者慶祝其他事情，但不願意把同樣錢花在一個臨終的老人身上，甚至老人自己有錢也未必願意。但醫保基金容量有限，只能報銷安寧療護中的部分醫療費，還需要多元的商業支持。”

在韓啟德看來，尊嚴死還包括生前預囑在身後能否實現。早在十多年前，北京就成立了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和註冊中心，大力推廣生前預囑，雖然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目前為止註冊的人數有限，很多患者在臨終時未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如何使更多人立下生前預囑？如何排除來自各方的阻力？如何提高生前預囑的法律地位？家屬中有不同意見時如何確定主要責任人？”

韓啟德還認為，在與尊嚴死相關的腦死亡、器官捐獻、喪葬習俗等方面，還存在從傳統習俗到人文理念方面的不理解和不認同，亦需要廣泛的社會關註和充分討論，以維護逝者尊嚴和弘揚崇高的生命精神。

命懸一線，何時放手

尊嚴死的相關討論中，頗受社會關註的是，當一個人處在看似醫療無望的狀態下，是否需要持續給與醫療支持？多位與會學者認為，醫療資源是有限的，需要把有限的資源用到更恰當的地方，比如用在醫學上認為可以瀕死復生或者提升健康生命質量的人群身上更為合適。

“（與安寧療護不足）形成對照的是，一些大醫院的危重病搶救（ICU）急劇膨脹，其中收治很多沒有生存希望的患者，不僅大量浪費醫療資源，而且使那些患者喪失了本應享有的死亡尊嚴。ICU收治患者的界限如何劃定？有沒有可能製定標準？更重要的是實行標準的動力在哪裏？需要探討。”韓啟德說。

而在意昂2平台第三醫院危重醫學科主任醫師薄世寧看來，尊嚴死不僅關乎即將去世的人，也關乎與之存在密切關系的人，尊嚴應當是有選擇的時間和自由。他舉例，早在2004年的從業初期，他曾對一個溺水損傷接近植物人狀兒童的父母直言，孩子生存希望渺茫，曾多角度建議患者家屬放棄治療，但在其父母長達半年堅持中，孩子最終醒了過來，且智力沒有受到影響。

“對一個ICU醫生來說，患者尊嚴的第一條就是我不放棄希望，人很多時候是死於被放棄的那一刻，如果有希望，請你一定要不放手，這個是對生命尊嚴最大的呵護。”薄世寧說，但不放棄希望要建立在充分考慮患者病情、現實條件的基礎上，利用目前最前沿的醫療方式給患者的絕地重生提供機會。

“有時候生命不單純是自己的，還是這個社會的，而醫生不僅僅要治病，更要救心。”薄世寧還說，大概每個醫生都要面臨這樣的問題：當病人無法醫治時，家屬非要治，醫生該怎麽辦。他認為，醫學的終極目的是給人類提供關懷和安慰，治愈疾病只是提供安慰的一種方法，也要負責幫助在患者不可治愈時，那些活著的人，怎麽面對死亡。

薄世寧談到，此前他曾收治一名22歲的重症男孩，入院後沒多久便發展為腦死亡，醫學救治無望，但在其父母的守護和要求下，八個月後才放棄對男孩的醫療支持。“孩子的父母說，有了這八個月，未來我們還可以再繼續活下去，也準備再要一個試管嬰兒。”

“面對‘放手’的不同態度，內含對待生命的辯證法，一方面不讓生命繼續承擔無謂的痛苦，另一方面不讓有希望的生命就驟然熄滅。”王一方說。醫生充當的是與死神拔河的角色，自然不能輕易放手，另外醫療上也有所謂的假動作，即安慰性搶救，這其實是為了寬慰生者。

王一方認為，在醫療救治必要性的選擇上，其實需要家庭成員共同決策，而非對患者及部分親屬有所隱瞞，即采用家庭會議製，“找到一個黃金節點，這個節點之前生命是有品質的，節點之後生命沒有品質，甚至是很痛苦的，在一些情況下，放手可能是一種更有尊嚴的愛”。

（來源：《南方周末》）

編輯：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