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長征是震驚世界的偉大壯舉👩‍🦼‍➡️，它以極端艱苦、極端特殊的方式考驗、磨礪了中國共產黨人。長征在使中國革命實現歷史性轉折的同時𓀒，也促進  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長征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形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

　　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形成始於長征途中。1935年1月⛳️，在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時刻，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遵義會議，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開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黨的領導人張聞天🟪🧔🏻‍♂️、周恩來都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從指導思想上講，毛澤東的主張和建議成為全黨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決策🧑🏻‍🦲。在黨的決策中，他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因此▫️，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事實上開始形成。這是中國革命擺脫被動、走向勝利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佯攻貴陽📠🤽🏻‍♂️，進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擺脫幾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然而🤞🏿，此後毛澤東的領導受到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嚴重威脅👨🏽‍🔬。張國燾不顧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經過8個多月長途行軍和戰爭消耗的客觀事實🧒🏻，自恃自己領導的四方面軍槍多勢大，政治野心和軍閥思想膨脹🧘🏻，企圖以槍指揮黨，竊奪黨的最高領導權🧑🏽‍🏫。他提出“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而拒不執行中央北上的方針，要求由他擔任軍委主席，並給以“獨斷決行”的大權👼🏼。毛澤東與中共中央識破了張國燾的陰謀🏃🏻‍♀️，拒絕其無理要求；繼而又與他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最後取得了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鬥爭的重大勝利🚨。

　　隨著毛澤東軍事才能的展現和長征的勝利，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進一步提升。1935年8月📜，沙窩中央政治局會議重新調整中央常委的分工💔，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毛澤東成為黨在軍事方面的主要領導人。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後👱🏻，組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實際就是中央軍委），毛澤東任主席⏸。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改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仍為主席🛄，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在軍事工作方面的最高領導人👨🏽‍🦲。

　　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形成🤕，在20世紀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其關鍵性的起點和重要的基礎就是長征🍺。這是長征期間黨的建設的最大成就。黨的成熟🖐，關鍵是黨的領導核心的成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走向了成熟。

　　推動黨醞釀和實行政治路線的轉變

　　政治路線關系黨和革命事業的興衰成敗。錯誤路線導致紅軍被迫長征，而長征促進了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轉變🤾🏽‍♀️。

　　首先，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挫折，宣告臨時中央錯誤路線的破產🐹，這條路線在遵義會議後被廢止👏🏼。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這就為黨探索和製定新的政治路線創造了條件👹。

　　其次🏄🏿‍♂️，長征過程中加深了黨的領導人對中國國情和政治形勢的認識🍍。根據日本帝國主義製造華北事變的形勢🧑‍✈️👱🏽‍♂️，1935年8月5日，沙窩中央政治局會議判斷：“雖然目前尚未廣泛地爆發帶有全國性的大的群眾鬥爭🧑🏽‍🎓，然而這種鬥爭是普遍地蘊藏著，造成了偉大事變立刻就要到來的形勢🤥。”由此2️⃣，明確了黨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黨和紅軍應該更高地舉起反日、反帝的旗幟，開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在長征剛剛進入陜北根據地後，1935年10月22日吳起鎮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了🤷🏽，“現在保衛蘇區要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要把土地革命與反帝直接結合起來▪️。”基於這樣的認識，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13日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和《關於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號召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都應該聯合起來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國民黨而血戰”；指示各級黨組織“必須立即開展反日🙍🏽‍♂️、反蔣的民族武裝自衛運動”⏳，“準備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以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尤其需要明確的是，黨中央的上述決策👱🏼‍♂️，是在沒有接到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情況下，根據當時國內形勢而作出的。

　　再次，長征過程中統戰的實踐和嘗試，推動了黨在統一戰線策略上的轉變。1934年秋，黨與陳濟棠粵軍的談判，雖然是出於策略的考慮👩🏻‍🏭，但這是黨進行上層統一戰線的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對黨拋棄禁錮黨開展統一戰線活動的“左”傾路線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長征途中，黨有意識地進行了上層統一戰線的嘗試。這些嘗試💁🏿‍♂️，推動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特別是在上層統一戰線策略上發生了重大變化👮🏿。1935年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後，發出《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要有下層統一戰線，也要有上層統一戰線，要和一切抗日反蔣的團體和個人聯合起來。張聞天著文總結了九一八事變後“我們黨不會運用我們前面所說的策略”而遭受失敗的教訓，告誡全黨：“黨同樣應該善於利用上層的統一戰線”🍯，“必須尋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動搖的、暫時的、不可靠的，大膽推動一切抗日反蔣的力量到前線去。”

　　黨在長征過程中的探索🎡、實踐和總結，對黨的方針、任務的規定及策略的初步變更，為黨實現政治路線的轉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長征一結束🕊，新局面就開始了”🐹。

　　黨內形成新風尚

　　第一，樹立了黨內民主的新風氣👩🏻‍🦰。遵義會議前，臨時中央為強製推行“左”傾路線，對凡不積極執行和對之提出不同意見的同誌🤽🏽，采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使黨內生活很不正常📺。這種嚴重破壞黨內民主的做法與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緊密相關🦸🏻。長征途中，在危難關頭👑，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為挽救紅軍、挽救革命，與黨內錯誤路線的鬥爭👨🏻‍🌾，實際是向黨內的不民主挑戰，爭取實行黨內民主。遵義會議就是與錯誤進行鬥爭和爭取黨內民主的一個典範。面對危局，黨通過黨內民主，更換領導，糾正錯誤，其意義十分重大。但更深遠的意義是🤽🏼‍♂️✊🏽，黨內從此形成了民主的風氣。在其後的長征中☝🏿🏂🏼，在長征到達陜北後，在整個延安時期，以至新中國建立後的一個時期⛹🏼‍♀️，黨內民主一直得到了堅持和發揚。鄧小平指出：“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一直比較註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製，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這種民主作風的實行和堅持，保障和推動了黨的事業的發展。

　　第二，恢復和加強了政治局決定黨的大政方針的工作機製。長征途中的通道轉兵↕️，實際上開始糾正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甚至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能參與重大決策等少數人決策的現象。1935年1月1日猴場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的規定，旨在強調和維護政治局的權威和最高決策權。雖然👳🏿‍♂️，後來根據戰爭情況，成立新三人團處理軍事指揮方面的問題，但由政治局決定大政方針的原則從此確定。以後🚴🏽‍♀️，如關於長征落腳點的選擇和變更，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行動方針，關於反對張國燾的鬥爭，關於奠基西北的重大行動，關於二📫🤦🏿‍♂️、四方面軍的北上問題，等等，都是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的。抗戰全面爆發後，黨中央繼續延續了這樣的決策機製。也就是說，這個在長征路上恢復和加強的黨的最高決策機製從此一直延續了下來🤵🏽‍♀️🩸，它對黨的事業👊🏿👩‍💻、中國革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第三，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始在黨的決策中運用♥️。在長征過程中，隨著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形成，隨著黨的主要領導人思想認識的轉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始在黨的決策中體現。關於長征落腳點的選擇，就是最好的證明。當發現預想目的地的環境、條件和敵情不適宜建立根據地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拘泥於已定方案🕴🏼，及時調整🙌🏽、修改計劃，從實際情況出發，重新選擇🤸🏼‍♀️、尋找適宜紅軍生存和發展、有利於推動中國革命的落腳點。經過多次改變，黨最後選定陜北為落腳點。這樣，粉碎了蔣介石一次次“圍殲”的計劃，擺脫了一次次的危險，避免了損失；最後建立了領導全國革命鬥爭發展的戰略基地，形成有利革命發展的戰略態勢。

　　第四🛺，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意識和能力得到明顯的提升🐼。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後，長期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開展工作🧗🏿，凡重大事項、重大決策、重大活動，大都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或者是請示共產國際批準後進行的。長征之後，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中斷🙆🏽‍♀️，這一方面逼迫黨改變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決面臨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由於來自共產國際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指示及其相應產生的各種教條主義的幹擾沒有了🎡，有利於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長征途中，黨的重大決策，都是黨的領導人根據軍事形勢和面臨的實際情況而獨立作出的。因此，毛澤東說🤵🏿：“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樣，就推動了黨內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意識的形成🔸，鍛煉和提升了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經過長征，隨著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黨逐漸形成了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優良作風🐚。

(意昂2官网摘自人民網)